2006年1月18日,星期三(GSM+8 北京时间)
浙江法制报 > 第三版:平安过年叙事 改变文字大小:   | 打印 | 关闭 
与险情共舞的人更珍惜平安

  他们是浙江惟一的省属国有大型煤矿的矿工,他们是建筑工地上站得最高的架子工,他们是日复一日奔驰在送汽油路上的油罐车司机,苦、累、危险是他们工作的关键词。在浓浓的年味儿里,他们比常人更能体味到平安的珍贵和幸福。
  
  平安就是我们的一切
  “矿区路面情况不好,一路上务必注意安全啊。”1月13日早晨临出发前,记者接到了长广煤矿集团公司七号矿区政工科科长谢宏钧打来的电话。看来,在煤矿工作的人,脑子里安全这根弦总是绷得特别紧。
  记者乘坐的采访车在湖州长兴下了高速公路后,便一直往牛头山方向驶去。其实这段道路并不像谢宏钧说得那样糟糕,只是一路的灰尘让我们觉得视线有些模糊。
  两个小时的车程在窗外的景色变换中很快结束了,谢宏钧已经在七号矿区大门口等候。“其实,我们这些在矿上工作的人生活是很简单的。每天工作8小时,回家后充分休息,以保证第二天工作有足够的体力。如果一定要说新年的企盼,那就是安全。对于矿工来说,安全等于一切。”谢宏钧开门见山式的直爽让人觉得很亲切,颇有点矿工本色。
  走进矿区,堆得像山一样高的煤随处可见,一阵风刮过,空气里便有了黑色的尘雾。远处,长长的钢制传送带正在搬运一座“煤山”。忽然,一辆载重卡车“呼呼”地从记者身边驶过,溅起半米多高的泥浆。
  记者原本打算直奔矿井,到井下与矿工们零距离接触,却被谢宏钧以安全的理由婉拒了。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同意等当天第一批下井工作的矿工出来时,带记者到矿口去迎接。

  老婆的话很重要
  穿过长长的走道,绕过一片相对泥泞的货运区,便是矿区职工宿舍楼了。
  这一天对于一线矿工王国武来说是幸福的,除了因为这天他休息外,更重要的是在长兴念书的儿子要回来过周末了。
  “老婆,把那件咖啡色衣服口袋里的钱包扔下来,我去市场给儿子买点好吃的。”王国武站在楼下喊。“不要忘记买些灯笼什么的,快过年了。”楼上也有“指示”下来。
  妻子的话显然是有些分量的,原本只打算在楼下菜场里买些鱼肉的王国武不得不绕很大一圈到“七矿超市”去置办年货。王国武走得很快,几乎是一路小跑。他说,“七矿超市”是矿区里为数不多的百货店,快过年了,大家都要到那儿去买东西,“万一去晚了买不到,老婆那儿可不好交待”。
  尽管如此,可当王国武赶到超市后还是失望了,因为这里并没有大红灯笼。“这可怎么办呢?”王国武郁闷地点了根香烟。“店里不是有很多串串糖吗?挂在屋里也挺喜气的呀!”记者的提醒让王国武一下子又开心了起来。
  王国武怎么会对妻子如此言听计从?
  “我这么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怕老婆?不会的!”王国武说,在他们矿工眼里,没有什么是可以害怕的。“平日里我工作很累,回到家常常倒头便睡。她不容易啊,既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孩子,还要经常为我担惊受怕。结婚10多年了,看着她从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婆’,能顺着点就顺着点吧。”
  平时上班,王国武在井下一干就是8个小时,而这也是妻子许卫月坐立不安的8个小时。“我只要晚到家半个小时,她就会到井口来等。”
  就在上个月,王国武像往常一样早晨8点下井,按理下午3点半下班,4点不到就能到家了。可是那天许卫月一直等到快5点还不见丈夫回家,心急如焚的她随手关上房门便直奔矿井口。
  “其实那天晚回来是因为碰到了一颗哑炮,在开矿过程中这是常有的事儿。”王国武告诉记者,在井下每一次放炮后,必须迅速建起支架,防止塌方。按照操作流程,遇到哑炮,必须断开电路15分钟后才能靠近或进行第二次爆破。“这一拖两拖,回家的时间就被耽搁了。一上来就看见老婆在井口等,这滋味真是没法说啊!我要一辈子对她好!”王国武说得有点动情。
  每一天的平安之约
  黄宇杰是台州临海人,已经在长广煤矿工作了19个年头。“今天下班晚了,如果再不赶回去给老婆打个电话,她非急死不可。”黄宇杰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冲进了位于五楼的宿舍,房门钥匙早已握在了手中。
  一打开这扇整整关闭了8个多小时的房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然而黄宇杰并不在乎这些,直奔里屋开始拨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了。“老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一切都平安!”没有寒暄,黄宇杰直奔主题。一口气说完这些,他才松了口气,刚才还显得十分僵直的背影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通话时间只有两三分钟而已,但这却是黄宇杰对妻子不变的承诺——他们约好,每次上工前、下工后都要打个电话报平安。
  其实,黄宇杰的妻子对丈夫做矿工真的很担心,多次想让他辞掉工作回临海团聚,可是这份工作却对黄宇杰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我爸爸也是矿工,我干这活儿算是子承父业。况且我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多少都有些感情。”
  “嘀嘀嘀!”正说着,黄宇杰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消息。“哦,是我老婆发来的,她让我吃得好些,注意身体。”

  平安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快到矿工们出井的时间了,谢科长带我们走向矿井口。原本以为矿井口如同隧道口一般,没想到谢宏钧指着远处一座高高的塔楼说:“瞧,这就是矿井口了,我们的工人每天都是从这里进进出出的。”塔楼上升降机的目的地是地表以下850米处,除了载人,它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煤从地下运上来。
  越往矿井方向走去,空气中弥漫的瓦斯味越浓,升降机发出的“隆隆”声也越来越清晰。
  5分钟后,一批下班的矿工被载回了地面,虽然看上去已经十分疲劳,但他们似乎心情不错。见记者在拍照,他们憨厚地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黝黑的脸上仿佛绽放了洁白的花。
  记者后来才知道,一直陪同采访的谢宏钧也是个“老煤矿”了。他们家三代都在长广煤矿工作,所以他特别能理解临近春节矿工们的感受。他说,每下一次矿,哪怕只是站在矿井口的塔楼里,心灵就会经受一次洗礼。“我了解他们,矿工是全天下最质朴的人,常年在井下近千米处挥洒汗水,他们对平安的体会比常人更真切。”
  本报记者 汪嘉林/文 王志浩/摄
  

  站在高处守望平安年
  在临近春节的日子里,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武林门旅游客运中心改建工程的现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安全帽、工作衣、工具袋、安全带……刚从工地脚手架上下来的邵卫红个头不高,脸上的笑容却掩不住腼腆,一双眼睛特别有神。这位来自建德的架子工,将是春节前最后一批撤离工地的人之一。
  在建筑工地,楼房盖多高脚手架就要搭多高,架子工就得站多高,这当然也是所有工种中最危险的之一。
  因为工作年数长了,表现又出色,老邵是这个工地架子班的班长,所以比一般的架子工要担的责任和风险更多些。每天出工前,老邵都要召集齐当班架子工,进行班前安全交底和班前安全教育。“作业过程中,得认真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必须正确使用各种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用品,对自己负责操作的机具做好使用前的安全检查,发现隐患或险情要及时报告处理……”这些,老邵自己要牢记,架子班的成员也要不断复习,“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工程项目部的廉经理说,架子工是建筑登高架设作业人员,要经过特种作业和高处作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和体检合格后,才能进行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他们不能有恐高、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症,而且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也要及时请假,不能登高。
  如今,临近春节,不少老家较远的工友都陆续回家了。像老邵这样坚守在工地上的,不仅要继续一丝不苟地工作,还要让想回家的心思藏得再久一点。
  “我每年都回家过!”说这话的时候,邵卫红一脸满足,他准备站好最后一班岗,预计在农历年廿九左右动身回家。
  平时,老邵大概三四个月就回老家一趟。“在这里老是想家。”可毕竟不能回家的时候占了大多数,老邵就用打电话来寄托自己的思念。电话里,无非是问候老人身体健康不健康、老婆辛苦不辛苦、孩子读书乖不乖,但“能听听她们的声音,我心里就踏实许多”。而对家人来说,老邵的电话不仅是问候,还有着“报平安”的功用。如果老邵有三四天没往家里打电话,老婆就急了,肯定要打电话来埋怨。
  每次在新闻上看见有工地出了事故,老邵的心总会揪紧,同时赶紧提醒自己“小心再小心”。“做我们这行的,就是自己一定要小心。建筑工地上有预留的洞口,如果不小心,会有掉进去的危险。工地会用扶手把洞口围起来,如果洞口不作搬运材料用,还要用竹板等把它们覆盖起来。”老邵很清楚工地上那些细节对保障安全的重要性。
  “家里老人身体好点,老婆开心点,女儿读书成绩好点!我自己么,出来打工,安全顺利就好!”老邵对新年的期望很简单。
  本报记者 陈卓/文 见习记者 陈立波/摄
  
  
  驾着油罐车驶向平安幸福
  “整整4年了,张越没有出过一次事故。”浙江石油杭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祝卫龙说这话时语带感激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油罐车驾驶员,我们这种危险的行业要保证安全,恐怕就是天方夜谭了。”
  其实,“安全”两字对张越这个来自河南鹤壁的小伙子来说,其中的分量和含义不知道要比一般人沉重多少。尤其在新春即将到来的时刻,对于张越来说,“安全”就是他生命、生活的全部——不,应当是许多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
  在公司,张越的职责是驾驶满载着几十吨汽油的油罐车,将汽油安全送往杭州以及周边县市的各个加油站。“驾驶油罐车的危险系数和安全要求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表面看来,他们和其他驾驶员一样,但作为油罐车的驾驶员,他们不能出任何意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摩擦。
  张越说,油罐车怕的就是火,尽管油罐看上去厚厚的,但一旦发生摩擦或者侧翻等事故,罐内的空气就可能因为发热而膨胀,进而发生爆炸。这样的爆炸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是一场大灾难。因此,张越说,只有严格按照程序,才有可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张越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小心翼翼地编织着美好的未来。
  来杭州之前,张越在老家务农,照他的说法,“收入确实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张越没具体说,他只是说,来杭州打工前,曾经憧憬过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因为那是一个只在梦想中出现的收入。不过在他看来,目前的状况要远远好过当时憧憬的程度。
  离家前,新婚妻子曾对张越说:“要记住我们为什么在新婚不久就要分离,也要记住我和父母为什么同意让你离乡背井。”这句话,让张越唏嘘不已,也让他变得越发沉稳和有远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问世、父母的年迈,这句话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
  张越说,当初,他认为是因为贫穷而出来打工的,从未想过未来,惟一的目的是让自己家不再那么穷。他觉得,妻子、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也就是如果生活有了改善,不要忘了远在家乡的亲人。但现在,张越说他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希望我平安、希望一家人长久、永远的平安和幸福。”
  对于新年的到来,他说,已经两年没回家了,非常希望今年能回家过年。但是,张越还是首先想到了公司的工作,他说:“如果有好多驾驶员回家,那留守的驾驶员任务压力就会很大,安全系数也就可能降低。”
  因此,张越做了两手打算,如果单位人手够用,他就回家过年,如果会因此而加重其他驾驶员的负担,他就不回家,而是准备将父母、妻儿接到杭州来过年。“这样,家人也团圆了,节日也一起过了,工作也不会耽误。”
  本报记者 朱乔夫 文/摄